昨日（6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1年陆家嘴论坛上的一段话引爆全网，原话是这样：那些炒作外汇、黄金及其他商品期货的人很难有机会发家致富，正像押注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的人最终会付出沉重代价一样。
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评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调侃说，郭主席提到了外汇、提到了黄金和期货，甚至把房价当成负面教材，但唯独没有提到的就是股市——这不就是要让资金进入股市嘛。
的确，郭主席讲话中就特别提到：现阶段最突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进一步加大直接融资比重。在去年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占比已经达到37%左右，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资本市场历来带有强烈的“政策市”倾向，A股每一轮大涨离不开相应政策托底和造势。从高层近两年的表态来看，无论是推动养老金等各类资金入市，还是逐步完善以注册制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制度，都在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资本市场将在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资本市场是一头牛，那么创投就是“放牛娃”。从上世纪末中国创投起步以来，创投业发展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始终紧密相连。作为极具政策导向性的行业，二十年间创投行业已经完整经过了三轮周期，期间新生和死亡的创投机构不计其数。在每一轮资本市场审核放宽之时，整个行业锣鼓鞭炮齐鸣，而在IPO暂停或收紧之时，整个行业又哀鸿遍野。
如今，面对资本市场政策的加持，注册制的逐步推进，并且在人工智能、AR/VR、物联网的科技浪潮的推动下，放牛娃的春天似乎已经咫尺可见。
1、从无人知晓到创投黄金时期
1988年是现代科创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世界科创中心硅谷轰轰烈烈地上演着计算机创业浪潮，在这一年，乔布斯被迫离开一手创立的苹果开启了另一次创业，微软则在发布了Windows1.0版本后开始声名鹊起。
也是在这一年，时任中信董事局主席荣毅仁在美国进行访问，国际数据集团（IDG）创始人麦戈文受邀出席了这场晚宴，并在现场与荣毅仁热情交谈，而给两人翻译的，则是美国《电子导报》的一位记者熊晓鸽，精通两国语言的熊晓鸽在短暂的翻译工作中给麦戈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此为两人在今后长达二十几年的合作生涯埋下了伏笔。
1991年8月，被公司派到香港工作的熊晓鸽给麦戈文写了封信，提到自己工作的郁郁不得志，不料麦戈文收到信当天就邀请了熊晓鸽加入到IDG。随后，熊晓鸽来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如火如荼的改革浪潮坚定了其回国创业的决心。1993年6月，熊晓鸽带领IDG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IDG资本，这成为了中国风险投资的开端。
1996年，熊晓鸽找到了湖南大学的校友刘晓松（后来成为腾讯的第一个外部天使投资人），告诉他自己正在做风险投资，虽然当时刘晓松对风险投资并不感兴趣。但是当1999年刘晓松决定投资QQ的时候，又把腾讯介绍给了熊晓鸽。
2000年，IDG资本和李泽楷的盈科数码宣布共同向腾讯投资220万美元，各占腾讯20%的股份。在短短1年后，一家来自Nasper（南非报业）子公司的南非MIH便以高达6000万美元的估值买走了盈科数码所持有的腾讯20%股份和IDG所持12.8%的股份，腾讯内部则转让了13.5%的股份。
这笔投资让IDG资本和李泽楷在短短一年内实现了11倍的投资回报率，成为千禧年后的第一个投资神话，同时也带动了粤港澳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波创投浪潮。有趣的是，当我们如今再回过头看，这笔投资在当时各方既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也没有经过如今的风控和投资决策流程，反而一切似乎都只是凑巧。
但不管怎样，在腾讯等互联网项目一年动辄十倍回报的造富效应下，加上深圳开始筹备设立创业板，中国本土风险投资逐渐兴起：靳海涛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带领创立了深创投，并带动企业创投、机构创投、民营资本创投的兴起；深圳证券律师界的“明星”郑伟鹤，与妻子黄荔成立同创伟业，开始了PE投资；刘昼则背负着湖南电广传媒进军创投的使命来到深圳，创办了达晨创投；吴尚志、焦震从中金直投部脱胎成立鼎晖投资。在往后的二十年间，这第一批投资人也成为了中国创投界不可或缺的人物。
靳海涛（右二）与刘昼（右一）同台
好景不长，经历了两年短暂的热闹期后，创投行业很快就迎来了史上的第一次寒冬。2002年，政府高层认为股市尚未成熟，需要先整顿主板，于是创业板计划被搁置。在这期间，仅在深圳的一百多家创投机构就有超过一半因此倒闭或转行。
2004年，证监会同意深交所设立中小板，八只新股在中小板上市，这让本土创投看到了希望的火苗。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开始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内外资创投也开始活跃，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阎焱主导的软银亚洲投资了盛大4000万美元最终收获5.6亿美元的回报，期间仅经历了18个月，这笔封神之作也让阎焱成为中国创投的教父级人物。
如果说中小板的设立让本土创投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那么随后的股权分置改革则是为创投行业迄今为止最长久的夏天奠定了基础。2005年4月30日，赶在劳动节的前一天，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这标志着创投与A股的一二级市场通道开始打通。此后不久，A股就迎来了长达两年的超级大牛市，上证指数从2005年5月的1160点一直上升到2007年10月最高的6124点，这个记录也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时势造英雄，这期间有许多人在通过资本市场大牛市实现财务自由后，也开始萌生了更大的抱负。2006年，率先嗅到风向转变的陈玮决定离开深创投，在深圳自立门户东方富海；一年后，随着创投行业有限合伙制的引入，证券投资出身的张维同样在深圳成立了基石资本；同一年，已经是深圳规模最大的民营创投公司深港产学研创始人厉伟成立松禾资本，专注于投资深圳本土优势产业的科技与先进制造业。
一直持续到2009年，创业板的推出让创投行业的夏天迎来了高潮，在创业板首批28家企业中，深创投就斩获了4家，达晨创投则占了3家。次年，在深创投所投的企业中，竟有26家成功在A股IPO，创下了全球创投行业年度IPO最多记录，直至今日无人可及。
但盛极而衰是千古定律。行业的飞速发展也吸引了大批的外行者蜂拥而至，以往造福浪潮中脱颖而出的能源和房地产老板，纷纷投入到创投行业，计划通过资本增值实现财富的二次跃迁，这些土豪们动辄一个项目砸钱上亿。然而此时的全球资本市场已经悄然转向，不久后A股便迎来了残酷的IPO暂停，中概股赴美也开始遇冷，境外上市的窗口期逐渐关闭……
2、审核制下大起大落的创投市场
在创投行业里，由于创投行业天生具有高杠杆性以及政策导向性（绝大部分VC/PE项目只能依靠上市退出，因此资本市场审核制下IPO的松紧，直接决定了创投行业的景气度），往往行业从业者的情绪会被放大许多倍，狂欢时有多尽兴，寒冬时就有多绝望。2012年，随着A股市场迎来史上最长的IPO停摆，创投一级市场也开始步入了寒冬。
首先扑面而来的是前几年行业狂热时许多机构大手笔投资的项目估值开始缩水，更重要的是企业上市也遥遥无期。2013年，深创投仅斩获了3家公司的IPO，并且都是通过境外资本市场实现的，而其他粤港澳大湾区（以深圳、广州为主）的天使、PE/VC机构，超过80%均面临着倒闭或转行的危机。
到了2014年，一切迎来了转机。
首先是移动互联网和电商市场的高速增长，让提前押注新兴赛道的创投机构看到了所投企业每天肉眼可见的增长。其中最典型的机构无外乎沈南鹏带领的红杉资本，依靠押注“赛道”+“头部全吃”+投后赋能而一鸣惊人。在这一年，红杉几乎包揽了国内所有赴美IPO的电商公司，包括阿里、京东、唯品会和聚美优品。
另外在2013年底，国务院决定在老三板的基础上扩大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试点，新三板应时而生。新三板的推出不仅让创投机构有了上市前的退出渠道，在新三板首次扩容后的600多家企业中，2014年有约70家新三板企业实现了超过10倍的涨幅，新三板的狂欢也让创投们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期。
之后的2015年，在国家政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鼓舞下，加上A股市场的大牛市，创投行业一举进入了空前火热的阶段。在创业创投的凶猛浪潮下，中国风投界迎来了第一次裂变，张震和高翔从IDG出走创办了高榕资本，傅哲宽则从达晨出来在深圳自立了启赋资本。此后高榕凭借重仓拼多多、启赋凭借重仓跟谁学，让两家机构均在短短数年间就成为了中国创投界的名角。
高榕创始合伙人张震与拼多多创始人黄峥
在政策口号带动和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下，中国创投机构的数量迎来了第三次爆炸式的增长。除了再度上演“全民VC”之外，天使投资也成了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尤其在深圳，一时间似乎鹏城遍地都是“创业者”和“天使投资人”，荒诞程度从星巴克每一张桌子的电脑上都显示着企业商业计划书的现象就能感受到。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5-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案例分别为1344起、1358起、1482起，投资金额分别为610亿、941亿、1468亿。从2014-2017的三年间，大湾区股权投资金额就翻了近3倍。
2017年，中国的创投机构短短数年间又迎来了IPO的“第二春”。为了解决IPO“堰塞湖”问题，证监会决定大幅提高IPO审核速度，“一天收获2家IPO”、“一周实现3家IPO”的各种传奇不断上演。在这一年，深创投以23家IPO傲视群雄，达晨则紧随其后。在2017年的380家IPO上市企业中，其中83%的企业股东中都有创投机构的身影。
然而从2018年开始，随着国家轰轰烈烈的去杠杆，史上最严“资管新规”出台，“去通道”、“除嵌套”导致了创投机构募集资金来源大大减少。“募资难”的全面显现，让创投界开启了一场漫长无声的淘汰赛，一批创投机构开始慢慢倒下。
但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创投行业终于告别了蛮荒生长期，开始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
3、“马太效应”显现，CVC凶猛崛起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2014-2017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集资金从5118亿元增长至17889亿元，但从2018年开始持续到现在，股权投资金额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20年仅为11972亿元。这期间有人称之为“冷静期”，有人则称之为寒冬。
不管如何，在这期间有两大趋势是业内无法忽视的，那就是行业内开始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马太效应”逐渐加强，此外CVC（Corporate VC公司战投）也开始凶猛崛起。
2018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为独角兽开启了IPO“绿色通道”，小米、拼多多、美团等行业巨头纷纷上市，在造就一大批高管富豪的同时，也成就了背后许多投资机构。其中，IDG资本“MMP”三家通吃成为了最大赢家，高榕资本则凭借领投拼多多数轮一举获利百亿，一夜之间名声大噪，晨兴资本（现更名为五源资本）刘芹则依靠长期陪跑小米创造了886倍回报率的神话。
2019年，尽管募资难弥漫着整个创投市场，但仍有不少头部机构在这一年收获颇丰。抖音和TIKTOK的风靡全球让字节跳动估值达到了千亿美金的级别，这背后，红杉凭借对美团、拼多多和字节跳动的“全垒打”而再度名扬全球创投圈。而最“出圈”的是，在格力混改中，高瓴资本400亿入主珠海格力电器成为格力的第一大股东，这也为中国创投史抹上了浓厚的一笔色彩。
随着创投行业持续深入发展，以往并不显山露水的CVC也正式登上了中国创投界的台面。近年来CVC尤其是以BAT、TMD等互联网巨头为代表的凶猛程度，以华兴资本创始人包凡的话来说就是：BAT就像天上的神仙，神仙在看人间打仗。
2020年11月，华尔街见闻一篇名为《收割者：腾讯阿里的20万亿生态圈》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提到：通过近年来5000~6000亿的投资并购，腾讯与阿里分别构建了10万亿市值的生态圈，在全球586家独角兽公司中，腾讯投出了将近1/10，仅次于红杉资本；而阿里系投资了44家。腾讯位列前十大股东的41家上市公司，总市值高达5.4万亿元，相当于科创板的体量，超过了其自身4.6万亿的市值。
相比之下，上海市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总市值仅2.8万亿；深圳300余家上市公司总市值11万亿；A股总市值10万亿美元。腾讯与阿里的资本能量，甚至能与一座一线城市比肩。此外，腾讯阿里还合围了中国10亿网民的移动生活。
腾讯与阿里的20万亿生态圈
这很快就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不久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便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箭头直指BAT和TMD，由此拉开了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的大幕。当天美团跌超10%，京东跌超8%，阿里跌超5%，腾讯跌逾4%；第二天美团、阿里、京东再度跌超9%，腾讯跌超7%，短短两天逾2万亿市值灰飞烟灭。
此后数月，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文件。直到今年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向阿里开出了182.28亿元的天价罚单，罚款金额创下了中国反垄断历史罚款新纪录，阿里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才终于落下。而针对美团、腾讯、滴滴等的反垄断调查，至今也未曾平息。
在对互联网巨头“挥刀”的同时，国家也开始注意到创投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4月16日，发改委发布了重磅文件《创业投资主体划型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明确创投行业的定义和相关概念，以及制定创投主体的划分标准，从而推动创投行业的专业化发展。
创投划型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创投行业在经历了二十几年数轮大起大落的蛮荒周期后，终于在政府官方和行业定义层面得到了正名。而随着近年来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的实施，未来创投行业的退出渠道也将得到质的变化，并且在人工智能、AR/VR、物联网的科技浪潮下，明显能感觉到创投行业又将迎来一个新的周期。
回过头来看，从千禧年腾讯获得第一笔投资开始，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间，整个中国创投行业随着资本市场一份份红头文件的出台，不断上演着一轮又一轮的人间悲喜剧。在IPO开闸、增设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时，整个行业锣鼓喧天；在IPO暂停、创业板搁置、新三板冷清时，整个行业又如堕入深渊般，哀嚎遍地。不变的是，当每一轮新的周期到来时，所有人依然会前赴后继地在新的市场政策框架内重新开始资本升值的游戏，而根本不会想到在脚下同样的地方“埋葬”过和自己同样的人，仿佛曾经的狂欢和哀嚎都不曾存在一样。
这是中国创投行业过去的二十年，每一轮资本市场政策的转让或让整个行业冲向天际，或堕入深渊。但时移世易，随着资本市场注册制的全面来临，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悄然逼近，蛮荒期终于走到了尽头，而象征着“文明”的专业化和工具化时代终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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